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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毛泽东与南水北调(靳怀堾)

  

  1952年深秋,金风习习中,毛泽东来到黄河边。

  这是他自1949年3月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进入北京(当时称北平)后第一次出京巡察。

  古语说:“黄河宁,天下平。”经常决口泛滥,被称为“中国之忧患”的黄河让毛泽东牵肠挂肚,寝食难安。

  “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在河南兰封(今属兰考)黄河大堤的东坝头,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的地方,毛泽东发出了千古一问,他急切地想找到解决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办法。

  看完东坝头,在回兰封的专列上,毛泽东向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主任王化云详细询问了黄河治理情况。个子不高、精明强干的王化云在谈到黄河未来时说:将来黄河水不够用,需要从长江流域引入黄河。我们黄委的一支勘测队正在查勘黄河源和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想把通天河的水引到黄河里来,以解决华北、西北地区水源不足的问题。

  毛泽东闻听此言,眼睛顿然一亮:“好!这个主意好,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就是猪八戒去过的那个地方。”

  毛泽东接着又问起通天河的水量及黄河上游的情况,王化云一一作答。

  听着王化云的介绍,毛泽东那装满宇宙风云的大脑,开始急速盘旋起与防洪相反的另一个重大问题——神州大地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何以丰补歉?

  于是,毛泽东带着思考的神情对王化云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也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这句看似蜻蜓点水的话,却点燃了共和国跨流域调水的热情,从此,人们开始精心编织一个宏大的“水之梦”——南水北调!

  毛泽东生在水乡,长在南国。以42岁为界,之前,他大部时间生活在南方;之后,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方——先是延安,后是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再后来就是北京。相对于水量丰沛的南国,无论是延安黄土高坡的焦渴和荒凉,还是华北地区经常出现的苦旱,强烈的反差,在毛泽东的心中打下极深的烙印。

  不要以为毛泽东只是顺口一说而已。在黄河边提出“南水北调”的宏伟构想之后,一直盘桓于心,没有放下。

  转过年(1953年)的2月中旬,毛泽东乘专列巡视南方。16日,车到郑州,毛泽东再次接见王化云,又一次问他:“通天河引水问题怎么样了?”

  王化云说:“根据查勘的情况,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需要打100公里山洞,还要同时在通天河上建筑一座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

  毛泽东问:“需要多大工程量?得多少年完成?”

  王化云答:“约需10万人,加上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引100亿太少了,能从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就好了。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几天以后,毛泽东伟岸的身躯又出现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上。

  1953年2月22日,“长江”舰上,毛泽东在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1956年,以长委为班底,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简称长办;1988年改称长江水利委员会,为水利部派出机构)的掌门人林一山热烈讨论着南水北调问题。此前的两天,他们谈论的重点是长江防洪和三峡工程问题。

  毛泽东是有备而来,林一山也做足了功课。不过,林一山心里仍有些忐忑,他是“考生”,不知道“考官”提出的问题能否对答如流。自从1949年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兼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以来,他一头扎进治江大业,靠着过人的天赋与执著,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基本摸清了长江的情况。后来,从考官满意的表情可以读出,林一山是个好学生,他的考试成绩不错——在“长江”舰上三天的朝夕相处,毛泽东惊叹于林一山的对长江情况的了如指掌,亲切地称他为“长江王”。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给北方一些?这件事情你想过没有?”毛泽东见到林一山,便挑明了今天的话题。之前两天,他们围绕治江大计的长谈,林的睿智和博闻强记让他对面前这位“长江王”颇有好感,愿意与之探讨更多的水利问题。

  “想过,那是当我想到全国农村水利化问题时,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研究过这个问题没有?”

  “没有。”

  “为什么?”

  “不敢想,也没有交待给我这个任务。”

  毛泽东在桌上展开林一山带来的《中国地图》,开始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指点江山”。

  毛泽东手上的铅笔首先指向了四川北部的白龙江:“白龙江水大,能不能调到长江以北?”

  林一山答:“不行。”

  “为什么?”毛泽东抬头注视着林一山。

  “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向下游水量越大,但地势越低,不可能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而将白龙江的水引向西北更有意义,引水工程也有兴建的可能性。越是河流的上游,地势越高,居高临下,则利用地势自流引水的可能性越大。但水量却较小,因此引水价值不大;反之,河流越是下游,水量越大,地势又越往下越低,引水工程的可能性越小。”林一山侃侃而谈。

  毛泽东觉得言之有理,又把笔指向了嘉陵江干流的西汉水:“这里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道理同白龙江一样?”

  毛泽东手中的铅笔又指向了江汉:“汉江行不行?”

  “汉江有可能。”

  “道理何在?”

  “汉江与黄河、渭河只隔着秦岭平行向东流,越往东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而引水工程规模反而越小。”

  毛泽东面露喜色,他用铅笔从汉江上游至下游画了一道又一道横杠,每画一道,都要问一句:“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说:“这些地方都有可能性,但要研究哪个方案最好。”

  当毛泽东的铅笔指向丹江口一带时,林一山说:“这里可能性最大,可能是最好的线路。”

  毛泽东双眸放光:“为什么最好?”

  “汉江从丹江口再往下即转为向南复向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乏兴建高坝的条件,所以不具备向北方引水的有利条件。”

  “你即派人查勘,有资料就给我写信,不一定等到系统成熟了才告诉我。”毛泽东急切的心情溢于言表。

  “长江”舰顺流而下。江流奔涌,滔滔东去……

  不知不觉间,船就要到南京了,毛泽东在与林一山告别时叮嘱道:“三峡工程暂不考虑开工,我只是先摸个底。但南水北调工作要抓紧。”

  毛泽东不愧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对很多事情确实有“叶未落而知天下秋”的前瞻性,当别人对前面的路还只看到云和雾的时候,他已经站在山巅上登高极目,畅想未来了。

  后来,有记者专门就南水北调采访林一山。林一山在回忆起与毛泽东在“长江”舰上纵论南水北调的场景时,心情颇为激动,他说:主席在“长江”舰上勾画的这幅宏伟蓝图,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让我豁然开朗。主席的眼光、胸怀和气魄确实与众不同,他从战略的高度肯定了长江治理与开发中最为关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两大课题。从主席的总体设想来看,虽然对三峡工程仅仅是摸底,暂时不干,只抓紧南水北调工作,但他并非厚此薄彼。我理解他的意思,是相对于三峡工程而言,他所设想的南水北调这项工作尚未起步,他所了解的情况远未达到三峡的程度,因此指示我立即回去做调查,有了情况马上给他写信,使他对南水北调也能和三峡一样心中有数。

  

  林一山是个雷厉风行的人,回到长委机关后,立即组织人马开展了“引汉济黄”线路的查勘。

  由谁来带队开展这次意义非凡的查勘工作呢?林一山想到了王明庶。王明庶是水利科班出身,精明干练,头脑灵活,干事积极主动,不打折扣,时任长委规划处第二查勘队队长,手下有二三十号人马。就在毛泽东与林一山在“长江”舰上纵论南水北调的时候,王明庶刚刚带着他的队伍完成了丹江口水库坝址及库区的首次查勘的外业工作,正在忙着整理查勘报告。

  新任务下达了。王明庶和他的队员们二话不说,立即着手准备,他们找来了汉江河道地形图,找来汉江流域1:10万军用地形图,找来有关汉江的水文资料、前人查勘报告,还找来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古籍。林一山也忍痛割爱,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解放战争时期得到1:200万的彩色地形图慷慨地借给了他们。

  一番“纸上谈兵”(即借助地图和资料,经过研究分析,初步确定一个“理论方案”,以增强实地查勘的针对性)后,王明庶带领他的人马出发了;一番跋山涉水后,成果出来了:汉江洵河口(位于陕西安康洵阳县境)以下1~2公里的河段最好,用队员们的话说是“天赐宝地”——此段河道顺直,两岸山势狭窄、山坡陡(地形狭窄可以减少工程量和造价),地质条件好,就地取材就能建起一座巍峨的堆石大坝。至于引水线路,他们测定,从秦岭的南坡,沿子午线(经线)方向开凿一条穿越秦岭的隧洞,便可将水引至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当时初步估算,年引水量200亿立方米,平均流量600立方米∕秒,开隧洞的石方约4000万立方米。

  据参加此次查勘的许正甫回忆:“当日队员们从秦岭南坡而上,直抵山脊垭口。大家心情特别愉快,席地而坐,侃侃而谈。想着我们正从事着毛主席托付的任务,不禁油然地产生了美丽的憧憬:引水工程建成,隧洞里的流水,静静地从这山体内流过,滋养秦川,滋润华北大地。……”

  初步的查勘成果出来后,最兴奋的人当属林一山。

  查勘队返回武汉后,林一山便把王明庶叫到他的办公室,详细了解了查勘情况。林一山一边听汇报一边看地图,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还不时插话,向王明庶等人讲述毛泽东南水北调的战略构想。

  是啊,林一山怎能不高兴呢,在“长江”舰上,毛泽东问到他从哪里引水北上合适,他凭着这些年来的实践磨砺和直觉判断,认为汉江“可能性最大”。此次查勘队带来的消息,初步验证了他大胆设想的可行性。

  “现在可以向毛主席汇报了。”听完汇报,林一山笑吟吟地对着王明庶说,其实更是对他自己说。

  “队长回来后给全体队员传达。他有背诵《水浒传》重点片断的记忆力,传达得很传神,我至今记忆犹新。”许正甫谈到那段往事,布满皱纹的老脸容光焕发,绽放出孩子般灿烂的笑容。

  几天以后,林一山专门在长委长春街小食堂宴请了全体查勘队员。宴席开始时,林一山致辞,这位万里大江上的风云人物,个子不高,思维敏捷,满腹经纶,尤其是嘴巴特别厉害,人送雅号“林铁嘴”。林一山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讲到兴奋处,则是眉飞色舞,顾盼生辉。他讲到了在“长江”舰上与毛泽东纵论南水北调的情况,讲到了毛泽东与他的“约定”,又讲到了“引汉济黄”的伟大意义……最后,他满怀豪情地说:“200亿立方米的引水量,接近于半条黄河,效益巨大,这是一个壮举,也是长委的一项重大任务。”

  林一山谈笑风生,他的讲话很富煽动性,一下点燃了全体查勘队员的情绪,大家的心里像抹了蜜一般,盈满了成就感。酒还没有喝,气氛就已浓烈起来。“干杯,干杯!……”林一山招呼着,与查勘队员们一一碰杯。

  从林一山在长委长春街小食堂宴请第二查勘队员那天起,南水北调的秘密就在“长家大院”彻底公开了。

  “林主任在‘长江舰’上见到了毛主席,主席让他开展南水北调的前期查勘工作。”

  “应该是‘引汉济黄’。”

  “听说王庶明他们已找到了引水的口门和线路。”

  “是不是还有更佳的引水地点呢?”

  ……

  一时间,南水北调成了“长家大院”热门话题。

  这件事更触动了长江委规划处主任工程师王咸成的敏感神经。

  在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咸成,是个爱读书善思考的人,他在查阅史料和地图时,发现在河南方城县东北部江淮分水岭间有一处自然形成的隘口——方城垭口(又称“方城缺口”,当地人称为“风口”),是一段沉陷的山地,形成了东北窄、西南宽的喇叭状地堑(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20公里,两侧地面高程达200米以上,而地堑最低处仅为145米)。早在宋代,就有人把它视为从江淮向北方引水渠道的理想路径,但限于当时的科技条件,这种想法只能束之高阁。

  这天晚上,王咸成坐在桌前,默然无声,但思维却像闪电雷鸣一般,在他心中跳跃翻腾着,蓦然,一个大胆想法如同闪电一般照亮了他的脑际:在丹江口河段筑坝引水,通过明渠走方城垭口,引汉济黄,岂不是一条捷径?!

  王咸成的奇思妙想一出,立即引起林一山的兴趣:“有道理,有道理……”他禁不住心向往之,再次调兵遣将,派王明庶带人到现场查勘求证。

  很快,好消息传来了:以丹江口水库为龙头,不用开凿钻山隧洞,修一条明渠穿过方城垭口,便可以沿黄淮海平原西侧自流到华北。后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方案,就是以丹江水库为水源,引水过方城垭口,翻越连接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的山口,向北流至黄淮平原,再穿越黄河流向华北京津冀的。

  此前,经过多年的查勘论证,已确定在丹江口一带水库可解汉江防洪之虞,而且坝址和库容量已经确定。但丹江口是否可以作为南水北调引水水源地,尚未做过研究。

  在丹江口筑坝修库,既可满足汉江防洪的需要,又可以作为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可谓一举两得。

  情况查清了,林一山心中喜津津的,他伏案疾书,连夜给毛泽东写信,在第一时间将最新查勘成果报告给老人家。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就是汉江水量有限,难以满足北方大规模用水的需要。

  如之奈何?林一山的眉头又皱了起来。

  好在“长家大院”人才济济、藏龙卧虎。正当林一山苦思对策的时候,有人星夜扣门,向他献策: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在距今并不遥远的地质年代,曾是汉江的河源,后因嘉陵江上游巴山南侧河源水流的不断侵蚀和切割,袭夺了汉江上游,变成了嘉陵江的河源。能否通过做些工程,再把嘉陵江上游的水引回到汉江来,以增加汉江的水量?

  林一山的眼睛霍然一亮,急召王明庶耳提面命。很快,王明庶又出发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嘉陵江上游。

  几个月后,“引嘉济汉”(利用西高东低的自然条件,将嘉陵江及其支流白龙江的水引出,沿秦岭以南的等高线,绕道进入汉江)的规划方案摆在了林一山的办公桌上。

  林一山认为方案可行,又及时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简明介绍了“引嘉济汉”的方案,并解释了以往认为白龙江不能向华北引水的原因:当时不知道嘉陵江上游河段曾经是汉江的河源,只想到直接穿越秦岭向华北送水难度极大。

  为了找到更多的引水线路供中央决策参考,林一山又组织开展了自三峡向丹江口引水、从长江下游沿大运河调水及巢湖引水的方案研究……

  

  林一山快速反应,源源不断地把查勘“情报”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呢?尽管有操不完的国家大事,但南水北调在仍是他心头经常盘旋的要事之一,特别是有了林一山这位“长江王”送来的“第一手资料”,多谋善断的他信心更足了。

  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纵论南水北调,他挥舞着手臂,充满激情地指点江山:“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从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后来,林一山回忆说:“看了毛主席的这段讲话,证明毛主席看了我写给他的信。”

  果然,1973年在汉江建成(1958年始建)的丹江口水库,其水工建筑物除了通常的大坝、水电站、泄洪闸、船闸之外,还有向华北引水的引水闸和渠首工程。

  不过,从调水意义而言,丹江口水库也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在近期不考虑南水北调的指导思想下,丹江口水库的建设着眼的是防洪和发电,在设计坝顶高程175米不变的情况下,先按坝顶高程162米施工,正常蓄水位157米。因而,向华北引水的引水闸和渠首工程也只是个象征性的摆设。

  当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强调:“除了各地区进行的规划工作外,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指长江水系)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各流域联系为统一的水利系统的规划应加速制订。”

  “南水北调”四个大字第一次赫然出现在中央的红头文件上。

  1959年4月2~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设想。他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一天步行走30里,骑马走30里,骑骑走走,一直往昆仑山去,然后到猪八戒去过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上海崇明岛……这样搞它四五年,就可以完成任务。”

  讲话中,毛泽东还向与会者推荐了《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他充满感情地说:“我很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我想学徐霞客。徐霞客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差不多把中国走遍了。《徐霞客游记》可以看。”

  政治家的毛泽东,为什么“想学徐霞客”呢?

  有人说他有“江海情结”,难道他真的热心于游山玩水吗?不是的,他是想对黄河、长江进行一次全面考察和调查研究,以便弄清这两条大河的地形、地质、水文、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直接目的是为决策上马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做准备。间接的目的还有,就是对中国的国情、水情进行一次综合大考察,从而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更加符合实际的战略构想和规划。

  然而,后来由于“文革”的爆发,毛泽东忙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走黄河、长江的夙愿在“革命”的硝烟中夭折了。

 

  (作者:靳怀堾  单位:水利部海委漳卫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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